1，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美国的态度是对所有协议缔约方采取强制、统一的减排公开要求。而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他们需要一个较发达国家宽松些的监测方式。

最终协议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根据各自的国情和能力自主行动，采取非侵入、非对抗模式的平价机制。要求所有国家都使用统一的排放监控、测量、验证和报告框架，但允许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监测能力之前，披露较少细节、披露频次可以相对放低。

2，达成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治理框架

协议中清晰表明对2℃的长期减排目标是“well below” 而不是之前的“below”, 并且追逐1.5℃的目标。根据IPCC报告，要达到2℃以内的目标，全球在2030年排放水平应减排150亿吨温室气体。如果将目标提高至1.5℃，减排任务空前之大（这一目标超出市场预期）。

形成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rachet）机制。各国提出的行动目标建立在不断进步（progression）的基础上，建立从2023年开始每5年对各国行动的效果进行全球盘点的约束机制（global stocktake）。

目前各国的自定贡献目标（INDC）距协议的目标仍有差距，将在2018年建立一个对话机制（a facilitative dialogue），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目标的差距。

3，混合协议结构：部分存在法律约束力

《巴黎协议》处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内，协议内容部分有法律约束力，部分没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未对任何国家设定减排目标，各国将根据国内政治经济情况自主拟定减排计划。

对减排目标不设立法律约束主要因为“美国因素”。针对具备法律约束的目标，美国国内一般将其制定通过为法律条约，需要参议院批准。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力量控制。他们质疑有关气候变化现有的科学理论，并试图阻挠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议程。

4，碳交易市场

由于目前市场大部分国家已开始实施碳交易市场机制，并且市场机制可最大程度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将来国际间市场机制很可能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链接，并可能在2020年以后形成全球统一碳市场。

协议对目前的碳市场格局影响深远。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碳交易机制可能在国家自定贡献目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从而撬动私人资本的参与。国际间的市场机制须视协议中可持续性机制的后续设计。中国还可能延伸全国碳市场至一带一路和其他欠发达地区。

5，资金援助不具法律约束力

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履行2020年之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的承诺，并提出2020年之后在此基础上再增加。据《纽约时报》消息，此次最终协议中，100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仅出现在序言里，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尚未就2020年后的援助资金规模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巴黎协定》是一个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传递出了全球将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积极信号。

他呼吁各方积极落实巴黎会议成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实施做好准备，并强调中方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继续兑现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积极落实自主贡献，努力争取尽早达峰，并与各方一道努力，按照《公约》的各项原则，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